业务的本质是人，人的本质是思维方式，我们搞了很多年，走了很多弯路才找到企业经营的本质问题，比如，两棵桔子树，一棵的根子是烂的，一棵没有烂，烂根的可以结出好的果子，没有烂的也会有不好的果子，我们有很多年都在研究果子好不好的问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存在心理健康的问题，没有人研究，也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无知和冷默既造成个人的悲剧，同样使得企业经营处于低效率的状态。我们观察到问题的关键是缺乏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人没有将自我拓展到陌生领域的能力，没有精神贯注到某件事的能力，这些人严重缺乏跟人交流的能力，说出自己的想法很困难，因为没有想法；在对方想法中做出反应更可怕，因为可能是个新知识，需要把自我拓展到新的领域。

人与人交流是自我边界的相互拓展，缺乏安全感的人是一只没有回声的鼓。

前面已经说过，爱需要用行动来体现，需要与懒惰对抗，与恐惧较量。现在，让我们从“爱的行动”转向“爱的勇气”。爱意味着自我界限的拓展，也就是让自我拓展到陌生领域，再塑造出一个不同的、崭新的自我，这一过程是自我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接触的是从未接触过的事物，通过与这些事物的接触，我们的自我便会获得改变。然而，不熟悉的环境、不同的规矩、陌生的人、事物和活动，都可能使我们陷入痛苦，并由此而产生恐惧。有些时候，我们宁可拒绝改变，也不愿忍受改变带来的痛苦，此时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勇气。勇气，不意味着永不恐惧，而是面对恐惧能够坦然行动，克服畏缩心理，大步走向未知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心智的成熟（也即爱的实质）需要勇气，也需要冒险。

如果你定期上某个教堂做礼拜，或许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女人：她将近50岁，每个周末上午，在礼拜仪式开始前5分钟，她都会准时来到教堂，坐在教堂后面靠边的椅子上。礼拜仪式刚结束，她就悄然起身，快步地走向门口。主持礼拜的牧师来到教堂门口，跟每一个人打招呼和寒暄，她却像幽灵一样，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你主动接近她，并邀请她喝咖啡、聊天，她会神情紧张地表示感谢，尽可能避免和你四目相对。她会歉意地告诉你，她另有重要约会，接着便一溜烟跑掉了。假如你跟在她身后，想看看她究竟有什么重要约会，最终，你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她径直快步回到家中。这个女人的住处是一幢小型公寓，通常是门窗紧闭。她刚刚走进家门，就迅速把门锁好，直到下一个礼拜，才再次出现在教堂里。经过深入的调查，你得知她在一家大公司里，做打字员之类的基础工作。她听从上司的一切安排，很少发表意见。她在公司里默默无闻，工作也极少出现差错。就连吃午餐时，她也不会离开座位与旁边的人进行交流。她几乎没有任何朋友，总是一个人步行回家。途径超市，她会进去购买一些日用品和食品，然后回到家里，再次紧闭门窗，直到次日上班时才会再次出门。到了周末下午，她可能独自去电影院。她的家里有台电视机，却连一部电话也没有，她也很少和别人通信。如果你有机会亲口告诉她，说她看上去孤独而寂寞，她会明确地回答你：她喜欢当前的状态。你问起她是否养过宠物，她会伤感地告诉你：她曾养过一条狗，她非常喜欢它，不幸的是它八年前死了，此后她再也没有养过狗。她还会补充说：那只狗在她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呢？我们无法知晓她的秘密。我们只知她尽力避免与人接触，不想冒险与别人打交道，也从未想过要拓展自己的自我边界，去实现自我完善。她宁可让自己越来越萎缩，哪怕缩得像影子一样。她不愿为别人知晓，不愿意受人打扰。除了上教堂做礼拜之外，她没有精神贯注的对象。精神贯注不等于真正的爱，但贯注毕竟是爱的起点。给予某种事物以精神贯注，可能面临拒绝或遭受损失；接近某个人，就可能经受失去对方的危险，让你再次回到寂寞孤独的状态。如果对方是某种有生命的事物，不管是人、宠物还是盆栽，都有可能突然死亡。如果信任或依赖某个人，就有可能因为对方的亡故，让自己受到莫大的伤害。精神贯注表面上的代价之一，就是你迟早要为贯注对象的死亡或离去，让自己饱受痛苦的折磨。如果不想经受个中痛苦，就必须放弃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包括子女、婚姻、性爱、晋升和友谊，但惟有这些事物才能够使人生丰富多彩。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除了痛苦和悲伤，你同样可以收获快乐和幸福。完整的人生势必伴随着痛苦，其中最大的痛苦之一，就是面对心爱之人或心爱之物的逝去。如果你想避免其中的痛苦，那你恐怕只有完全脱离现实，去过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生活。

生命的本质就是不断改变、成长和衰退的过程。选择了生活与成长，也就选择了面对死亡的可能性。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士，一直活在狭隘的圈子里，可能是因为经受过一连串死亡的打击———朋友和亲人相继离世，让她备感痛苦，宁可放弃真正的生活，也不想再次面对不幸。她不想经受任何痛苦，由此放弃了心灵的成长，哪怕活得如同行尸走肉。但是，因害怕打击而逃避，只会导致心理疾病。大多数有心理疾病的人，都不能清醒而客观地面对死亡。我们应该坦然接受死亡，不妨把它当成“永远的伴侣”，想象它始终与我们并肩而行。我们甚至应该像墨西哥的巫师唐望那样，把死亡当成“最忠实的朋友”。也许这听上去有些可怕，却可以丰富心灵，让我们变得更加睿智、理性和现实。在“死亡”的指引下，我们会清醒地意识到：人生苦短，爱的时间有限，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和把握。不敢正视死亡，就无法获得人生的真谛，无法理解什么是爱，什么是生活。万物永远处在变化中，死亡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肯接受这一事实，我们就永远无法体味生命的宏大意义。

人生是一场冒险。你投入的爱越多，经受的风险也就越大。我们一生要经历数以千计乃至百万计的风险，而最大的风险就是成长，也就是走出童年的懵懂和混沌状态，迈向成年的理智和清醒。这是了不起的人生跨越，它不是随意迈出的一小步，而是用尽全力向前跳出的一大步。很多人一生都未实现这种跨越，他们貌似成人，或许也小有成就，但直到寿终正寝之际，他们的心理仍远未成熟，甚至从未摆脱父母的影响，获得真正的独立。我是幸运的———即将满15岁时，我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当时，我隐约体会到成长的本质，以及与之有关的风险，它带给我的体验，我至今难以忘怀。我不知道当时的举动，其实就是自我成长的体现，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大步向前，迈向了未知的崭新天地。

13岁时，我在离家很远的菲利普斯·艾斯特中学就读，这是一所很有名气的男生预科中学（我的哥哥也在这所学校里上学），也是公认的明星中学。学校毕业生大多都会考入常春藤名校，毕业后如愿步入社会精英阶层。拥有这所明星中学的教育背景，人生之路可谓一片光明。我的家境还算富裕，父母有财力让我接受最好的私立教育，这使我充满了安全感。奇怪的是，我刚刚进入中学，就觉得与那里格格不入。那里的老师、同学、课程、校园、社交乃至整个环境，都让我难以适应。似乎除了努力学习之外，我没有任何选择。经过两年半的努力，我越发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情绪也更加消沉。最后一年，我几乎整天睡觉，仿佛只有睡觉才能带来舒适和自由。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整天昏睡，可能恰恰是潜意识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跨越做准备。

三年级春假，我一回到家就郑重地向父母宣布：“我不打算再回那所学校了。”

父亲说：“你不能半途而废。我为你花了那么多钱，让你接受那么好的教育，你不明白放弃的是什么吗？”

“我也知道，那是一所好学校。”我回答说，“可是，我不打算回去了。”

“你为什么不想法去适应它呢？为什么不再试一次呢？”我的父母问。

“我不知道，”我沮丧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讨厌它。我只知道，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既然这样，那你告诉我们，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你好像没把将来当一回事儿。你有什么样的个人计划呢？”

我依旧沮丧地说：“我不知道。反正我再也不想去上学了。”

父母大为惊慌，只好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我患了轻度抑郁症，建议我住院治疗一个月。他们给了我一天时间，让我自行做出决定。那天晚上，我痛苦不堪，第一次有了轻生的念头。既然医生说我患有抑郁症，那么住进精神病院就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但我哥哥在那所学校很适应，为什么我却不行呢？我清楚我无法适应学校，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于是觉得自己是个低能儿。更糟糕的是，我觉得自己和疯子没有两样。父亲也说过，只有疯子才会放弃这么好的教育机会。回到艾斯特中学，就是回到安全、正常的环境，回到被社会认可、对个人前途有益无害的道路上。可是我的内心却告诉我，那不是适合我的道路。就当时看来，我的未来非常迷茫，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放弃上学势必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压力，我该怎么办呢？我执意离开理想的教育环境，是不是果真精神失常了呢？我感到害怕。就在沮丧的时刻，仿佛神谕一般，我听到一种声音，一种来自潜意识深处的声音：“人生惟一的安全感，来自于充分体验人生的不安全感。”这声音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尽管我的想法和行为与社会公认的规范不符，甚至使我看上去像个疯子，但我应该选择自己的路，于是，我终于安然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就去见心理医生，告诉他我决定不再回艾斯特中学，我愿意住进精神病院。就这样，我纵身一跃，进入了未知的天地，开始了我的独立人生，自行掌握我的命运。

成长的过程极为缓慢，除了大步跳跃以外，还包括进入未知天地的无数次小规模跨越———例如8岁的孩子第一次独自骑车到遥远的郊区商店购物；15岁的孩子第一次与异性约会等。如果认为这些经历算不上冒险，那你显然是忘记了当初经历这些事情时，心中强烈的紧张感和焦虑感。即使是心理最健康的孩子，初次步入成人世界时，除了兴奋和激动，想必也不乏迟疑而胆怯。他们不时想回到熟悉而安全的环境中，想变回当初那个凡事依赖别人的幼儿。成年人也会经历类似的矛盾心理，年龄越大，越难以摆脱久已熟悉的事物。已是不惑之年的我，现在每天还会面对新的挑战，同时，也是新的成长机遇。心智的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经历过各种小步迈进，偶尔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大步跳跃。我离开艾斯特中学，无疑是告别传统模式的价值观。很多人从未有过大规模的跳跃，也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的成长。尽管他们看上去像个成年人，心理上却仍对父母有很大的依赖性。他们沿袭上一代的价值标准，做任何事都要得到父母的“批准”，即使父母早已离开人世，他们心理上仍旧难以摆脱依赖的情结。他们从来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

人生最大幅度的跳跃，大都出现在青春期，但实际上，这种跳跃可以在任何年龄进行。有一位35岁的女士，她有三个孩子。她的丈夫独断专行，以自我为中心，长时间生活在这种阴影下之后，她终于意识到由于对丈夫和婚姻过于依赖，她已经被褫夺了一切人生乐趣。她曾想通过努力让婚姻变得正常，但努力最终化为泡影。她鼓起勇气，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忍受着丈夫的指责和邻居的批评，带着孩子离开了家门。她冒着风险，走向不可预知的未来———恰恰从这一刻起，她有生第一次成为她自己。还有一位52岁的企业家，他经历过严重的心脏病，情绪极为消沉。他回顾追名逐利的一生，觉得那一切毫无意义。他意识到长期以来，他不是为自己而活着。他所做的一切，无不是为取悦他的母亲———他那既专制又挑剔的母亲。他一生拼命苦干，只为得到母亲的认可，按照母亲的标准塑造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他第一次抗拒母亲的心意，也不顾妻子和儿女的反对，到乡下开了专营老式家具的小店。到了他这样的年龄和地位，进行如此翻天覆地的改变，心里的压力和痛苦可想而知。可是，他还是表现出超人的勇气，实现了年轻时的夙愿，当然，这也得益于他能接受心理医生的帮助。接受心理治疗，未必就会降低成长的风险，心理治疗的价值，在于它能提供恰当的激励，给予患者足够的勇气，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心智的成熟，除了爱和自我完善，除了突破自我界限，还需要什么条件呢？我在上面谈到的所有事例，都涉及了这一因素：自尊自爱。原因是：首先，敢于追求独立自主，本身就是自尊自爱的体现。我尊重自己，才不愿得过且过，去维持在艾斯特中学的可怜状态；也正是因为尊重自己，我不想忍受不适合我的成长环境。同样，家庭主妇珍爱自己，才结束了限制自由、压抑人性的婚姻。企业家懂得关心自己，才不再如过去那样，凡事只为满足母亲的要求。这样一来，他才没有精神崩溃乃至选择自杀。其次，心智的成熟，除了自我完善的意愿，还需要强烈的安全感。以我本人为例，父母很早就传达给我这一信息：“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有价值的人。”他们告诉我："你是我们所爱的孩子，你是可爱的人。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只要你努力而且敢于冒险，我们始终都会支持你、爱你。"父母的爱给了我安全感，教我懂得什么是自尊自爱。没有这种自尊自爱的建立，我就没有勇气自主选择前途，就会漠视需要，抹杀个性，一味被动地接受别人安排的生活模式。一个人必须大踏步前进，实现完整的自我，获得心灵的独立。尊重自我的个性和愿望，敢于冒险进入未知领域，才能够活得自由自在，使心智不断成熟，体验到爱的至高境界。我们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绝非仅仅为了满足他人的愿望。放弃真正的自我，我们就无法进入爱的至高境界。至高境界的爱，必然是自由状态下的自主选择，而不是墨守成规，不是被动而消极地抗拒心灵的呼唤。

充分投入，是真爱的基石之一。全身心的投入，即使不能保证情感关系一帆风顺，也会起到很大作用。一个人将精神贯注于某种事物之初，其感情投入可能非常有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感情投入也需要增加，而且还需要用承诺来推动和强化这种投入，否则情感关系迟早会走向瓦解，或始终处于肤浅脆弱的状态。我自己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前，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表现一直很镇定。渐渐地，我的投入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婚礼上的承诺，更进一步地强化了我的情感投入，以至于在婚礼上感觉紧张乃至有些发抖，甚至不记得婚礼的过程和随后发生的所有事。经过一段时间，我慢慢适应了这一人生变化，终于走出坠入情网的状态，找到了真爱的原动力。通常说来，生儿育女之后，我们只要投入更多的情感，便可从传宗接代的生物本能阶段，成长为有爱心、有责任感的父母。对于以爱为基础的情感关系，全身心地付出，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只有持久的情感关系，才能使心智不断成熟，而承诺能够使情感关系更加牢固稳定。假如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不稳定的情感关系里，内心就会缺乏安全感，不仅时刻担心遭到遗弃，而且感觉前途渺茫，心智就永远不可能达到成熟。夫妻面对依赖和独立、操纵和顺从、自由和忠贞等问题，如果没有承诺来维系稳定的情感关系，甚至将问题扩大化，整天生活在猜疑、恐惧的影中，就无法平心静气地找到出路，最终会使情感关系归于毁灭。

充分投入，并做出承诺可以给别人带来安全感。然而，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都难以充分投入，并做出承诺。让患者达到投入状态，并做出承诺，通常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不知道如何实现精神贯注，也不愿意做出任何承诺，就很容易造成心理失调。消极性人格失调者不愿投入和做出承诺，甚至丧失了投入和承诺的能力，他们并不是害怕投入和承诺的风险，而是可能完全不知道如何达到投入的状态，并做出承诺。他们可能在童年时，就未曾从父母那里得到过爱，也没有得到过父母爱的投入和承诺，所以直到他们长大成人，也从未有过投入和承诺的体验。

神经官能失调患者能够了解投入和承诺的意义，但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使他们丧失了投入和做出承诺的动力。在他们的童年时代，父母大多可以给予他们充分的投入和承诺，使他们从中感受到安全感。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对父母的投入做出反应，将自己的情感投入进去，相信父母的承诺。不过后来因为出现死亡、被遗弃或其他原因，这种安全感宣告终止，他们的投入无法得到回应，而是变成了痛苦的记忆，他们由此害怕再度进入投入状态。患者一旦经受过心灵的创伤，除非后来重新建立起理想的投入和被投入关系，获得能够兑现而不是虚假的承诺，不然，伤口就难以愈合。有时候，作为心理医生，我一想到要接待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心中就忐忑不安。毕竟，想使治疗顺利进行，心理医生就必须跟病人建立良好关系，充分投入，并做出承诺，就像富有爱心的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全心全意地去关心患者，而且不可半途而废，这样才能打开患者的心扉，对症下药。

27岁的雷切尔小姐患有严重的性冷淡，而且性格内向，言行过于拘谨。她有过短暂的婚姻，离婚后就来找我治疗。她告诉我，由于无法接受她的性冷淡，丈夫马克和她分道扬镳。雷切尔说："我知道我的问题。我原本以为和马克结婚是件好事。我希望他温暖我的心灵，让我有所改变，但我想错了。这也不是马克的问题。和哪个男人在一起，都无法让我体验到性的乐趣，我也不想从性方面找到乐趣。尽管我有时也认为应该做出改变，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但是很不幸，我习惯了当前的状态。尽管马克时常提醒我，让我尽量放松下来，可是，即便我能够做到，也不想改变当前的状态。"

治疗进行到第三个月时，我就提醒雷切尔：她每次前来就诊，还没坐到座位上，就起码要说上两次“谢谢”———第一次“谢谢”，是我们在候诊室刚见面时；第二次“谢谢”，是在她刚走进我的办公室的时候。

雷切尔问：“这有什么不好吗？”

“没什么不好。”我回答说，“不过，你这样多礼没有必要。从你的表现看，就像是个缺乏自信、以为自己不受欢迎的客人。”

“可我本来就是客人，这里毕竟是你的诊所。”

“说得对，”我说，“可是别忘了，你已经为治疗付了钱。这段时间和这个空间属于你，你有自己的权利，你不是客人。办公室、候诊室，还有我们共处的时间，这些都是属于你的。你付费买下了它们，它们就是属于你的，为什么要为属于你的东西向我道谢呢？”

“我没想到，你真的会这么想。”雷切尔惊讶地说。

“要是我没猜错，你一定还认为，我随时都会把你赶走，对吗？”我说，“你认为我有一天可能这样对你说：‘雷切尔，为你治病实在是无聊，我不想再给你治疗了。你赶快走吧，祝你好运。’”

“你说得没错，”雷切尔说，“这正是我的感觉。我不觉得我有权利去要求别人。你的意思是说，你永远不会赶我走吗？”

“哦，那种可能也未必没有，任何心理医生都可能那么做。但是，我不会那么做，永远都不会。那么做有悖心理医生的职业道德。听我说，雷切尔，”我说，“我同意接待像你这样的长期患者，就是向你和你的病情做了承诺。我要尽力帮助你治疗，只要需要，我会一直同你合作，不管是5年还是10年，直到把问题解决，或到你决定终止治疗为止。总而言之，决定权在你手中。除非我不在人世，不然，只要你需要我的服务，我是绝不会拒绝的。”

雷切尔的病因不难了解。治疗伊始，马克就告诉我：“我想，对于雷切尔的状况，她母亲要承担很大责任。她是一家知名企业的管理人员，却不是个好母亲。”原来，雷切尔的母亲对子女要求过分严格，雷切尔活在母亲的影下，在家中没有安全感。母亲对待她，就像对待普通雇员一样。除非雷切尔照她的话，达到她希望的一切标准，否则她在家中的地位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她在家里都没有安全感，和我这样的陌生人相处，又怎么可能感觉安全呢？

父母没有给雷切尔足够的爱，对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仅依靠简单的口头安慰，伤口永远不可能愈合。治疗进行了一年，我和雷切尔讨论起她当着我的面，从来都不流泪的情形，这是她不能释放自己的证据。有一天，她不停地唠叨，说她应该提高警惕，防备别人给她带来伤害。这时我感觉到，只要给她一点点鼓励，眼泪就可能夺眶而出。我伸出手，轻轻抚摸她的头发，柔声地说：“雷切尔，你真的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啊。”但是很遗憾，这种一反常规的治疗模式并未成功，雷切尔依旧没有流下一滴眼泪，连她自己也感到灰心：“我办不到！我哭不出来！我没办法释放自己！”下一次治疗时，雷切尔刚刚走进我的办公室，就大声对我说：“好了，现在你得说实话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奇怪地问。

“告诉我，我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我迷惑不解：“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

“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治疗了。你要把我的问题做个总结。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想再为我治疗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这下轮到雷切尔迷惑了，“上一次，你不是要让我哭出来吗？”她说，“你一直想让我哭出来，上次还尽可能帮助我哭，可我哭不出来。我想，你一定不想给我治疗了，因为我不能按你的话去做。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治疗了，对吗？”

“你真以为我会放弃治疗吗，雷切尔？”

“是啊，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

"不，雷切尔，你说错了，不是任何人。你母亲或许有可能那样做，可我不是她。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母亲一样。你不是我的雇员，你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去做我要你做的事，而是做你自己要做的事，这段时间属于你。为了治疗，我会给予你某种启示或敦促，可是我没有任何权利强迫你非要做到什么程度。还有，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治疗多长时间都可以。"

如果童年时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爱，就会产生极大的不安全感，到了成年时，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心理疾病———我们总是先发制人地“抛弃”对方，即采取“在你抛弃我之前，我得先抛弃你”的模式。

这种疾病有多种表现形式，雷切尔小姐的性冷淡，就是其中之一，她无疑是向丈夫以及以前的男友宣告：“我不会把自己彻底交给你。我知道，你早晚会把我抛弃。”对于雷切尔而言，在性以及其他方面让自己放松下来，就意味着做出承诺，意味着情感的投入，而过去的经验显示：这样做不会给她带来回报，所以她绝不愿“重蹈覆辙”。

雷切尔跟别人的关系越亲近，就越担心遭到抛弃，这是“在你抛弃我之前，我得先抛弃你”的模式在起作用。经过一年的治疗（每周治疗两次），雷切尔突然告诉我，她无法继续接受治疗了，因为她无力承担每周80美元的治疗费用。她说和丈夫离婚后，她就很拮据，如果继续治疗，每周顶多可以治疗一次。我知道她是在撒谎。她继承了一笔5万美元的遗产，还拥有稳定的工作。另外，她出身富贵人家，经济上不存在任何问题。

通常情况下，我本可以直接指出，因为和其他病人相比，她更有能力支付不算高昂的治疗费。她以财力不足作借口而放弃治疗，其实是避免同我过多接近。还有一个原因是：那笔遗产对雷切尔有着特殊的意义。她认为，只有遗产才不会抛弃她，永远属于她自己。在这个让她缺乏安全感的世界里，那笔遗产是她最大的心理保障。尽管让她从遗产中拿出微不足道的部分来支付治疗费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我还是担心她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坚持让她每周治疗两次，她可能就此中断治疗，并且再也不会露面。她对我说，每周只能负担50美元治疗费，因此每周只能就诊一次。于是我就告诉她，我可以把治疗费减为每次25美元，每周照样可以接受两次治疗。她的目光夹杂着怀疑、忐忑和惊喜，“你说的是真的吗？”她问。我点点头。雷切尔沉默许久，终于流下了眼泪，她说：“因为我家境富有，镇上和我打交道的人，都想从我这里赚更多的钱，你却给我打了这么大的折扣，我很感动，以前没人这样对待过我。”

接下来的一年，我一直对雷切尔悉心治疗。雷切尔却始终处于挣扎状态，难以自我放松，甚至多次试图放弃治疗。我用了一两周时间进行劝说和鼓励，既写信又打电话，才使她将治疗坚持下来。第二年的治疗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能够推心置腹地彼此交流。雷切尔说她喜欢写诗，我就请求拜读她的作品，她起初拒绝，后来答应了我。随后几周，她却总说忘记把诗稿带来。我告诉她，她不想让我看到她的作品，这是不信任我的表现，这和她不愿配合马克以及其他男人在性上过于亲近如出一辙。我也不禁反思如下问题：她为什么认为让我欣赏她的作品，代表着承诺和感情的投入呢？她为什么觉得与丈夫体验性，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呢？如果我对其作品没有任何反应，在她的心目中，是否意味着我对她不屑一顾、乃至完全排斥呢？难道我会因为她的诗写得不好，就终止我们的友谊吗？她为什么没有想过，让我分享她的作品，更能加深我们的友谊呢？难道她真的是害怕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吗？

到了第三年，雷切尔才真正意识到，我对她的治疗，在情感上是完全投入的，她的心理防线开始撤退，而且让我看了她写的诗。她开始说说笑笑，有时甚至还和我开玩笑。我们的关系，第一次变得自然而愉快。她说：“我以前从不知道，和别人相处是怎么回事。我第一次有了安全感。”以此为起点，她也学会了与别人自如地交往，有了更为广泛的人际关系。她终于明白，性未必是没有回报的单方面付出。性过程是自我释放，是肉体的体验、精神的探索、情感的宣泄。她知道我是可以信赖的，她遇到挫折、受到伤害，我都会倾听她的委屈、解决她的烦恼。在某种意义上，我就像是她不曾有过的称职的母亲。她也清楚地意识到，她没必要过分压抑性需求，而是应该听从身体的呼唤。她的性冷淡完全消失了。第四年结束治疗时，她变得活泼而开朗、热情而乐观，充分享受到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快乐。

作为心理医生，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不仅向雷切尔做出承诺，而且真正投入地履行了承诺。在整个童年时期，她一直缺少这种承诺和投入，由此才导致了身心疾病。当然，我也并非总是这样幸运，前面提到的“移情”的电脑技术员，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对承诺的需求过于强烈，以致我不能也不愿去满足他的要求。心理医生的承诺是有限的，如果不能适应情感关系的复杂变化，那么连基本的治疗都不可能进行。假如心理医生能够充分投入治疗的过程，患者迟早也会投入进来，这也常常是治疗的转折点。雷切尔让我看她的诗歌，意味着这个转折点的最终出现。奇怪的是，有些病人每周治疗两三个小时，而且坚持了几年，却从来无法达到投入状态，而有的病人可能在治疗最初几个月，就会进入这样的状态。要顺利完成治疗，医生必须让患者投入到治疗过程之中。这对于心理医生来说，不啻是莫大的幸运和快乐，因为患者充分投入，意味着敢于承担投入的风险，他们的心理治疗就更容易成功。

心理医生对治疗的投入，其风险不仅在于投入的状态本身，也在于可能经历意想不到的挑战，甚至要对以往的认识做大幅度修正。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包括移情的心理现象），通常面临诸多困难。要实现自我完善，享受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快乐，进而使真正的爱成为人生的重心，就必须无所畏惧，敢于做出改变，而不是墨守成规。当然，任何有别于以往的调整，都可能要经受极大的风险。譬如说，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男子，决心要过正常的生活，他第一次同一个女子约会时，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对任何人都缺乏信任的患者，第一次躺在心理医生诊室的病榻上，也需要付出足够的勇气。其他的例子还包括：过于依赖丈夫的家庭主妇，有一天对丈夫宣称，她在外面找到了工作，不管丈夫是否同意，她都想步入社会生活，获得真正的独立；一个人在55岁之前，一直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终于有一天，他严肃而坚决地告诉母亲，从现在开始，她绝不可以再叫自己的乳名，因为那既幼稚又可笑；一个不苟言笑的硬汉，某一天终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流下了充满真情的热泪；还包括雷切尔———她有一天终于放松下来，在我的诊室里号啕大哭……像这样的情况，使当事人所承担的风险之大，甚至不亚于战场上深陷险情的士兵。但这两种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腹背受敌的士兵没有选择，只能面对；而一个处于心灵成长中的人通常都会退缩到以前熟悉而又狭隘的方式中，拒绝成长。

心理医生也要拥有同患者一样的勇气和智慧，而且要承担自我改变的风险。我本人就是如此。在多年治疗中，我经常根据不同情况，打破常规治疗模式。遵循过去的治疗原则，可能承担的风险更小，但为了患者顺利康复，我需要冒险实践，有时宁可违背传统和常规的做法，拒绝因循守旧，更不会敷衍了事。回顾过去，每一次成功的治疗，都有冒险尝试的痕迹，而且每每让我经历了更多的痛苦。治疗者只有承担必要的痛苦，才更可能取得意外的成效。有时候，让病人了解医生艰难的选择，对于他们也是一种强大的激励，促使他们更好地配合医生治疗。治疗者和被治疗者心灵相通、彼此鼓励，才更可能使治疗立竿见影。

家长的角色和心理医生相似。聆听子女的心声，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不是盲目坚守权威，颐指气使，才有助于家长拓展自我，实现自身完善。因此，只有恰如其分地做出改变，使人格和心灵不断完善，才能担负起做父母的职责。与此同时，家长在对子女的教育和自我完善过程中，也会跟着一并走向成熟，这对于双方都是大有益处。不少父母在子女处于青春期以前，尚算得上尽职尽责，渐渐地，其思维却变得落后和迟钝起来，无法适应子女的成长与改变。他们不思进取，放弃了自我拓展和自我完善的进程。有的人认为，父母为子女经受痛苦与牺牲，是一种殉难行为，甚至是自我毁灭，这完全是危言耸听。实际上，父母的收获可能远远大于子女。如果父母进行自我调整，适应子女的变化，就不会与时代脱节，对其晚年人生也大有益处。遗憾的是，很多人漠视这一点，白白错过了自我拓展和自我完善的机遇。

爱的最大风险之一，是发生冲突时的指责和假谦虚，即我们常常以爱的名义去指责所爱的人。当我们和某人发生冲突，就等于是告诉对方：“你是错的，我是对的。”父亲指责儿子时会说：“你最近怎么鬼鬼祟祟的？”潜台词是：“你不应该鬼鬼祟祟的，你这样是不对的。我有权批评你，因为我就从来都不鬼鬼祟祟的，我是正确的。”丈夫批评妻子的性冷淡，就会说：“你是个性冷淡的女人。你对我的性要求没有反应，所以你是错的。我在性方面是正常的，在其他方面也是正常的。”妻子认为丈夫没花时间陪伴自己和孩子，就会指责丈夫说：“你把这么多时间用到工作上，你实在很过分，你这么做是错误的。尽管我没尝试过你的工作，可我看得很清楚。你应该把精力用在其他方面。”指出别人的缺点，即告诉对方“你是错的，我是对的，你应该做出改变”，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批评他人很容易，不仅父母和配偶，人人都可能把批评当成家常便饭，可是，大多数批评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不满和愤怒，不但没有启发和教育意义，反而使局面更加混乱。

真正具有爱的人，绝不会随意指责爱的对象，或与对方发生冲突，他们竭力避免给对方造成傲慢的印象。动辄与所爱的人发生冲突，多半是以为自己在见识或道德上高人一等。真心爱一个人，就会承认对方是与自己不同的、完全独立的个体。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会轻易地对心爱的人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比你更清楚怎么做更合理，知道什么对你更有好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旁观者的确比当事人更清楚，知道怎么做才合乎逻辑。旁观者也可能拥有更高的道德或判断力，这时候，他们有义务指出问题的症结。因此，富有爱心的人，经常处于两难境地———既要尊重对方的独立性，又渴望给予对方爱的指导。

勤于自省，才能走出这种境地。如果你具有爱心，而且想帮助对方，首先必须进行自我反省，确认自己的观点是否有价值。“我看清了问题的本质吗？”“我的动机是为对方着想吗？”“我发现了问题的症结，还是出于模模煳煳的假想？”“我是否真正了解我所爱的人？”“他的选择是否可能是正确的，我却因经验有限才觉得他的选择不够明智呢？”“我想给所爱的人提供指导，是否出自一己的、自私的目的？”真正以爱为出发点的人，应该经常反思上述问题。

自我反省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诚实和谦逊的态度，正如14世纪一个英国僧侣所说：“诚实和谦虚，意味着有自知之明。善于自我反省的人，才会表现得诚实和谦虚。”

对别人提出批评，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仅凭直觉就坚定自己是正确的；另一种是经过反省，确认自己有可能正确。前一种方式，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而父母、配偶或者教师，常常以这种方式教育他人，这很容易招致不满和怨恨，而不给对方的成长带来帮助，甚至只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第二种方式，给人谦逊而谨慎的印象，它需要批评者首先自我完善，由此让很多人知难而退。但与第一种方式相比，这种方式更有可能带来成功，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它通常不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

也有相当多的人宁可压抑批评他人的冲动，对他人的问题视而不见。他们过于谦逊，总是三缄其口，从不给所爱的人指导和建议。这种人不具备真正的爱。我接待过一个病人，她长期患有压抑性神经官能症。她父亲是个过于谦逊的牧师，母亲则是一家之主，性格暴躁，甚至当着女儿的面殴打丈夫。她的牧师父亲从不还手，甚至还劝告女儿要遵从耶稣教诲，一面脸颊挨打了，要主动把另一面脸颊送过去。他面对妻子的折磨和虐待，总是保持着绝对的顺从。这位女士接受治疗之初，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她不久后就意识到，父亲的虔诚和谦逊，实质上只是软弱和无能。父亲的消极和被动，与母亲的专横和霸道，其实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父亲不配做她的榜样。另外，她的父亲不曾付出过努力，使她免受伤害。他任凭妻子惩罚女儿，却不敢和她有任何冲突。而且，这位女士一直误以为，她父亲虚假的谦虚、母亲骄横的态度，都是为人父母者的正常表现。实际上，作为孩子的父亲，该挺身而出时却自动退缩，该给予批评时却缄口不言，该帮助孩子成长时却逃之夭夭，这些完全不是爱的表现，它和没有原则、缺乏理智的批评，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

父母爱他们的子女，必须指出孩子的错误，而且要采取谨慎而又积极的态度。他们也要允许子女指出自己的错误。同样，夫妻双方要成就幸福美满的婚姻，也要敢于直面冲突和矛盾，彼此成为最好的批评者和建议者。这种原则，对于友谊同样适用。传统观念认为：友谊意味着永不冲突，甚至意味着吹捧和奉承，而不是将对方的缺点一语道破，只有没有冲突的友谊，才能天长地久。但是，以这种原则对待友谊，表面上牢不可破的友谊，实则弱不禁风，它也不配称之为友谊。所幸人们对于友谊的实质，如今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友谊须以爱为出发点，适当地指责和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这样，才能成功构建持久的人际关系，否则，友谊就势必带有“失败”、“脆弱”、“浅薄”的典型特征。

冲突或者批评，是人际关系中特殊的控制权力，如果恰当地运用，就可以改进人际关系进程，继而改变所爱的人的一生。如果它遭到滥用，就会产生消极的结果。适当地提出建议，恰当地运用赏罚，适时地提出质疑，果断地予以拒绝，这些都可以有效地中和冲突或批评的副作用。更重要的是，只有以爱为出发点，投入全部的情感，才能更好地滋养对方的心灵。例如，父母首先应该自我检讨，认清自己的价值观，才能采取正确的方式，才能恰当地教育孩子。父母也要了解孩子的个性与能力，对症下药地予以教育，否则就可能和子女长期不和。想让别人听你的话，就要采用对方能理解的语言；想让别人满足你的要求，你的要求就不要超过对方承受的限度；想让对方有所进步，首先就要进行自我完善，这样才能找到沟通的最佳契机和方式。

行使爱的权力，不是一朝一夕的努力，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你的爱越深，就会越加谦逊，而不是自私和傲慢。你也会不时进行自我反省：“要改变当前的局面，我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我要凭借什么样的个人影响？我如何断定我采取的方式，对孩子、配偶、集体、国家乃至人类有益无害？我凭什么认为我的想法正确，可以把意愿强加到别人身上？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改变对方？我应该怎样扮演支持者的角色？”所有这些，都可能使你面临风险。事实上，不少父母、老师或上司做决定时，并不会自我反省。尽管他们能够行使批评的权力，却不具备真正的智慧，也没有足够的爱心，所以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甚至导致消极的后果。真正以爱为出发点的人，总是致力于自我完善，让自己具备起码的道德和智慧，然后才会行使批评权。他们深知肩负的责任。爱，使他们勇气倍增，敢于面对任何考验。相应地，强大的责任感，会使人更加谨慎而沉稳。也可以这样说，惟有真爱带来的谦逊和诚实，才能使我们勇气倍增，使我们行使权力时游刃有余，也更加接近我们心中的上帝。